世界必须重新认识女性，女性必须重新认识自己

无论站在何种立场，对于女性乃至对于男性，今天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群学书院推荐给大家（尤其是男性读者们）的书，是一本超越“母性”话题，向女性致敬的挥臂呐喊的振奋之作，是继波伏娃《第二性》之后法国女性问题研究的旗帜性著作：

《两性》。

世界必须重新认识女性

女性必须重新认识自己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第一性”或者“第二性”，自始至终都只有同时存在的两性，那就是男性和女性。

她是安托瓦内特 · 福克（Antoinette Fouque，1936—2014），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散文家、社会活动家，法国当代女权主义精神领袖，波伏娃之后法国女权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波伏娃《第二性》所开创的那种不强调女性特质，力图磨平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的普遍主义不同的是，必须首先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即：人类是由两性构成的，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男女两种不同的性别。

福克说：

人生而有两性。假如历史不希望背离它的理想，那它此后就应该把两性共存的事实作为继自由、平等、博爱之后的第四大原则。

《两性》是福克的代表作，也是其首部被译介到中国来的作品，汇集了安托瓦内特·福克生前关于女性学问题的演讲稿、讲座稿以及访谈材料，本书以精神分析为切入点，界定了女性真正的身份，确立了女性的真正价值，深入探讨了何为女性学，以及这一学科的未来，或者说女性主义的未来又在何方。

译者是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法语系黄荭教授。

以下文字，节选自《两性》之《人生而有两性》一文，从中，我们仿佛可以读到一个犀利而悲悯的灵魂在告诉我们：

女性需要重新认知自己

世界需要重新认识女性

感谢出版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群学书院近期还将举行译者黄荭教授分享活动及本书书评有奖征集，欢迎关注群学书院近期预告。

人生而有两性文 | 福克   译 |黄荭

几乎可以说，“女性特质”（不是“女性”这个概念，而是每个女性独特却共同的现实状况）不存在，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因为甚至是我们最常说的“阴性”通常也不过是个隐喻，是男性对女性的幻象（是一种再造或制造），甚至是男性赋予自身的另一个性别，也就是说一种变性。

被标榜和被买卖的某种女性特质不是女性内心、身体或享乐的表达，而是女性相对于男性赋予自己的性别，就这样，女性以一种复刻的方式去摹仿男性，从而掩盖了女性自身。

女扮男的同性恋（有别于真正的女同性恋）的心理政治逻辑也由此产生，我把女扮男的同性恋描述为反反串（采取反投射的模式），因为她追求不在于女性自身的地位，而只在于重复想象中的性别倒错过程，用一种盲目崇拜替代了另一种。

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喜欢用“阴性”（femelle）而不是“女性”（féminin）这个形容词——英文里的“阴性书写”（femal writing）就保留并使用了这个词。对我而言，“阴性”这个词不会让我联想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前心理和先文化的范畴。让我能在定义人类特性的可思考的文化壁垒中去理解只落在女性头上的铸就血肉之躯的责任。

这我们知道教会一直不停地表明它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很多国家同样也有操控生育的疯狂：有些国家禁止堕胎，而另外一些却禁止生育。这世上是否有一个国家没对制定针对女人身体的法律？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及实现女人在象征领域的独立呢？拒绝平均主义的对称化，即把自己看作是另一性别象征化的可能的同盟，而不是像被阉割了的孪生兄弟，遵从不变的、永恒的秩序。

但是若想在人类繁衍过程中去思考属于每一种性别自身的部分，就要同时承认性别差异和男女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象征权力的平等，这就会在所有层面上都碰壁，不仅仅是象征层面，还有一整套要淡化这个问题的理论政治体系，也就是说以菲勒斯一元论的信条之名，掩盖女性性别和性别经验存在的事实。

自然而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生育（女性）也遭受到了同样的排斥，我们过渡追求生产力的社会运作模式在象征领域和职场都对女性不利。只有职业女性才被当做劳动人口，哪怕她的职业是养育别人的孩子。生养孩子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则被当做非劳动人口！妇女的生育活动促进人口的更新换代，进而促进人力资源的更新，但这一贡献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她们身体的产出，她们的劳作只有纳入技术以及产业链才有价值，而技术和产业链无视女性和起源：女性才是人类的起源。而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却是首先基于出生率的概念之上的。这就是继续在制造一些幼稚幻想之物的人文科学中一直存在的悖论，前后矛盾，甚至荒诞不经。

另一方面，女性对自身生育的掌控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传统社会继续把生育当做一种奴役，而先进发达的社会则以技术、产业乃至资本的方式对其进行利用和压榨，但与此同时，不管哪种社会都不承认生育之于人类的贡献。

显然，问题不在于要求一份产假工资，而是拒绝对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进行区分，拒绝对妇女生育的盘剥，以及提出妇女三重生产的概念——事实上在当前社会，妇女大部分从事着三重工作。生育不仅应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更应该在伦理和大众普及方面，引起人们的重视。

众所周知，在语言里（至少是在印欧语系里），“男人”一词指代全人类。“女人”这个词不能指代全人类。法语有两性，阳性和阴性，但这里的性指的不是性别（性别的真实存在），即便存在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中也使用阴阳性去替代。而且，在法语语法中，阳性要高于阴性，甚至只需要有一个阳性加入到阴性当中，阴性就会被阳性取缔。

因此，只有一种语言和两个不同的性别主体，他们都受这同一种语言的制约。句法结构和词汇都表明，如果需要，语言也不是中性的，或者说语言表现出来的中性，又一次带着阳性的烙印。如果言语不是中性的，话语的逻辑性就更不可能是中性的，跟德里达以“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e）之名来指出语言的运作机制如出一辙。如今，在“雌性的”（femelle）这个形容词之后，语言倾向于越来越淡忘阴性的表征。这种情况在电视节目中一直存在，在其他场合也很常见。

当“我”在写的时候谁在说话，谁在书写？书写的主体问题从始至终都是复杂的，我不想在这里一说究竟。但可以肯定的是，每时每刻我们的书写、表达以及我们的话语，与身体强加给语言和它制幻效果的限制，要么一致、要么矛盾。生为女孩或男孩，我们成长为女人或男人，但同时也是阳性或阴性，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两性的差别问题，复杂的身份问题，构成每一个主体。总之，必须考虑两性心理共存的重要性。既然这么说，这就恰恰表明，书写不可能是中性的。

文末写留言“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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